在世界地图的最上缘，斯瓦尔巴群岛像一块被随手刷上的白色涂鸦。但真正踏上这里，会发现这片涂鸦其实有多重色彩。一个世纪里，人类几乎把所有关于北极的想象，都在这个群岛上排演过一遍：挪威探险家从这里出发，向北极点发起冲刺；欧洲猎人背着猎枪而来，抱着熊皮而归；苏联矿工在峡湾边盖起“最北社会主义样板城”；如今，多国科学家试图从这里读懂全球气候变暖的未来，北极游轮则载着一掷千金的游客从这里出发继续向北。
2025年是《斯瓦尔巴条约》生效100周年。这份条约把这片地球最北端的群岛，变成了高度国际化又高度敏感的“北极特区”：名义上主权属于挪威，实质上却向所有缔约国开放；纸面上禁止“战争性质活动”，现实中却被俄乌冲突、北极航道和资源开发的暗流层层裹挟。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斯瓦尔巴，我会用“前沿”——过去一个世纪里，这里一直都是人类攻略北极的前沿，无论是探险、科研、冷战还是猎熊。
第一次抵达斯瓦尔巴，是在2023年11月的一个极夜。与不少人的刻板印象不同，极夜并不是24小时的漆黑。虽然太阳不会升起，但每天中午时分，天空的一角总会亮起一条偏蓝的“微光带”，像是有人悄悄把白昼调成了最暗的挡位。当然过不了几个小时，黑暗还是会重新吞没天际线个主要岛屿组成，但其中有人居住的只有面积最大的斯皮茨卑尔根（Spitzbergen）岛。这里的行政中心是朗伊尔城（Longyearbyen）。这一个名字由英文“Longyear”和挪威文“byen”（
）拼成，字面意思是“朗伊尔的城”。你可以把它戏译为“长年城”（要在这里熬上一年，对很多人来说确实漫长），也能够理解为“朗伊尔的城镇”。
“朗伊尔”并不是一个浪漫的地名，而是一位美国矿业大亨的姓氏。这位“长年先生”，全名约翰·门罗·朗伊尔（John Munro Longyear），在密歇根、明尼苏达靠铁矿发家。20世纪初，他跟着考察队来到斯瓦尔巴，看了一眼山坡上出的黑色煤层，断定这是世界尽头的一座好矿。他从濒临破产的挪威公司手里买下采矿权，成立“北极煤炭公司”，把美国式的“公司城镇”模式搬到了北极。
不过，把城镇建在北极，注定不会轻松。斯瓦尔巴（Svalbard）在古挪威语里的意思是“寒冷的海岸”，也有人称之谓“冷岸群岛”。这里的冬天不仅“冷”，而且“暗”：最北端纬度接近北纬80度，与北极点的距离相当于北京到上海。群岛上没有树，几乎种不了庄稼，一年大约有四个月极夜、四个月极昼，还有几千头北极熊游走在海冰和冻土之间。
这样的自然环境，对北极原住民因纽特人和维京人来说都算苛刻。自1596年荷兰航海家威廉·巴伦支（Willem Barentsz）“发现”这片群岛以来，几百年间这里迎来了一拨又一拨捕鲸船队、北欧猎人、俄国渔民和各路探险家，但节奏大致相同：夏天来，冬天走，没人愿意真正在这里安家。
朗伊尔改变了这种节奏。他修了房子、码头和矿井，招聘煤矿工人及其家属，把一座“季节性营地”硬生生扩展成了常年有人驻守的矿业小镇。短短十多年，这里的人口从最初的二三十人，增加到三百多人。其中约两百人是矿工，其他是家属和管理人员。于是，这座“世界最北的城镇”就这样在北冰洋的风雪里站稳了脚跟。
此后不久，从瑞典统治下获得独立的挪威也盯上了这块极北之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在巴黎凡尔赛宫重新划分势力范围（
）。在挪威政府的游说之下，列强同意把这块当时名义上“无主”的群岛交给挪威，但附带条件是：门户必须对所有缔约国开放。1920年，《斯瓦尔巴条约》（
）在巴黎签署，1925年正式生效。条约规定，国际社会承认挪威对斯瓦尔巴拥有完全主权，但所有缔约国公民和公司在这里享有平等的定居、捕鱼、狩猎、采矿与从事商业活动的权利，不得因国籍受到歧视；挪威可以征税，但税收必须“专用于斯瓦尔巴”，不得拿去补贴本土。换句话说，斯瓦尔巴既是挪威领土，又是一块“北极特区”。位于朗伊尔城的北极探险博物馆（North Pole Expedition Museum）冬天通常不开放，我提前发了邮件预约，工作人员才特意赶来给我开门。馆里陈列着1870年至1930年间，各国探险队从斯瓦尔巴出发，向北极点挺进的交通工具、生活用品、手记和当时的新闻报道等。
上世纪初，世界地图的大部分已经被人类翻开，但最北端和最南端仍是留白。斯瓦尔巴距北极点的直线公里出头，因此成为极地探险家的“大本营”。1908年和1909年，两位美国探险家弗雷德里克·阿尔伯特·库克（Frederick Albert Cook）和罗伯特·埃德文·皮里（Robert Edwin Peary）先后宣称自己抵达北极点，却都没能拿出让科学界信服的证据。
直到1926年5月，挪威人罗阿尔·阿蒙森（Roald Amundsen）、美国人林肯·埃尔斯沃思（Lincoln Ellsworth）和意大利工程师翁贝托·诺比莱（Umberto Nobile）共同驾驶飞艇“挪威”号（Norge），从斯瓦尔巴起飞，飞越北极点，向冰面上扔下三国国旗，又一路飞到阿拉斯加。人类第一次被广泛承认的“飞越北极点”之旅才就此写在历史里。
“他们起飞的地方在距离这里一百多公里的新奥勒松（Ny-Ålesund）。”工作人员伊达·艾乐森（Ida Marie Eilertsen）一边给我开门，一边打着哈欠，“夏天才有船从朗伊尔城过去。如果你夏天来，可以去看看”。
看着博物馆里一个世纪前的展品，我问她：“你更喜欢朗伊尔城的极夜还是极昼？”她笑得很爽朗：“当然是极夜。极昼是旅游旺季，我们忙得要命。极夜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游客——这周到现在只接待了你一个人。”
“连续几个月见不到太阳，不难受吗？”我追问。她耸耸肩：“我自己不会，这里的居民也不会。觉得难受的人，早就离开斯瓦尔巴了。”
新奥勒松位于北纬79度附近，原本是一个煤矿营地，如今被称作“世界上最北的人类定居点”，也是一个国际科研社区。经过四个小时的航行，我登上了新奥勒松的小码头，迎接我的是一截一百多米长的铁路和一列废弃的小火车。100年前，它们曾把煤炭从山脚拖到码头，再装船运往欧洲。
沿着主路往西走，很快就会看到一座门前蹲着两头石狮子的建筑，这就是中国北极黄河站。中国是《斯瓦尔巴条约》的缔约国之一。当时的北洋政府为中国在这块“特区”保留了一份权利。2004年，中国在这里建成黄河站，正式在北极留下了自己的常设科考基地。
走过黄河站，就是小镇的尽头。一块写着“止步！北极熊危险”（Stop! Polar Bear Danger）的警示牌格外显眼，上面注明未携带武器者不得继续向前（
走出镇区）。如果你不听劝，再往前走500米，就能看到一座用缆绳固定的、锈迹斑斑的铁塔。说明牌告诉你：1926年，“挪威”号飞艇曾用它做系泊塔。
站在风里仰望这座铁塔，很难不去想象当年的场景：99年前，一艘飞艇在雪地上缓缓升空，阿蒙森和队友在一百多人的注视下向北飞去。那时的阿蒙森早已不是无人知晓的“吴下阿蒙”。在此15年前，他的队伍赶在罗伯特·斯科特（Robert Scott）率领的英国探险队之前，成为首支到达南极点的队伍。从这里起飞，他成为首位被普遍承认“征服南北极”的人，为他漫长的探险生涯收集了又一枚沉甸甸的荣耀勋章。
然而，他的传奇也在这里走向终章。1928年，当年的同伴诺比莱驾驶另一艘飞艇“意大利”号（Italia）再次从新奥勒松出发，试图复制壮举。返程途中，飞艇在斯瓦尔巴以北的海冰上坠毁，部分队员被困冰面，发出求救信号。阿蒙森闻讯后从挪威北部城市特罗姆瑟登上救援飞机赶往事故海域，却在北极的风雪中失踪。直到今天，人们仍未找到那架飞机，只能在特罗姆瑟和新奥勒松各为他竖起一座雕像。
新奥勒松很小，这里的主角，是各国科考站和科研人员。他们的时间不是按“上下班”来算，而是按“季节”和“天气”来算。极昼的几个月，是野外工作的黄金期：太阳24小时不下班，科研人员随便什么时间都能出海、上山或上冰川考察；而极夜的几个月，则是空间物理观测的黄金期，因为极光、磁暴、上层大气的各种数据，都适合在没有“光污染”的环境里采集。
从管理架构上看，新奥勒松像一个由挪威托管的“小联合国村”。镇上的土地和基础设施归挪威国有企业金斯贝（Kings Bay）所有，各国科研机构要来设站，先得与金斯贝签合同，租用房屋和实验室，再自行解决经费和轮换人员。镇上只有一个食堂，所有人吃饭都在这里排队。你可以在这里听到挪威语、英语、德语、法语、日语，当然，还有普通话。冬季这里非流动人口只有几十人，但夏季科研旺季时，人数最多时接近两百人。
回码头的路上，一只小鸟一路在我头顶盘旋，边飞边发出尖利的叫声，让我本能地加快脚步远离。一位在岸边晒太阳的老先生听完我的描述，笑着说，那是北极燕鸥。这种世界上迁徙距离最长的鸟，每年要飞几万公里，从北极飞到南极再飞回来。
“你刚才大概走到了它的巢附近，它在提醒你‘离我家远点’。你要是继续往前走，它可能就要往你头上拉屎了——那是它最后的武器。”老先生介绍说，自己是德法联合科考站的工作人员，主要研究冰川。“我来过四次新奥勒松，也去过三次南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这些极地科研工作者的迁徙路线，跟北极燕鸥差不多，都是在地球两极之间往返奔波。”
同一班船把我送回朗伊尔城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倒头睡了一觉醒来，发现窗外依旧阳光刺眼——腕表上却显示着凌晨零点。吃了点我们自己所带来的饼干，我决定出去散步。在极昼的朗伊尔城，午夜的街道空空荡荡，只有太阳像被拴在天空上的灯泡一样高悬不落。每年4月下旬到8月下旬，这里都会经历这种“午夜太阳”（Midnight Sun）。
我往镇子外走去，路边是一片片冻土和低矮苔原，几只毛色泛黄的北极驯鹿低头啃着刚冒头的植被。再往机场方向走三四公里，山体上嵌着一座奇特的建筑：灰色混凝土门厅半埋在岩石里，顶部是一条玻璃装饰带，像是一件静默的艺术装置。这就是“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Svalbard Global Seed Vault）。这里只是入口，真正的仓库藏在山体深处的永久冻土中，恒温零下18摄氏度。
门口的解说牌告诉我，这里被称为“世界农作物多样性的后备库”。来自上百个国家和机构的种子样本被密封在铝箔小包里，装进灰色塑料箱，再整齐地码放在种子库深处的一排排金属货架上。简单说，它是一座“种子保险柜”：只有当战争、瘟疫、气候灾害等极端事件导致某些作物品种在当地濒危时，这里的备份才会有用武之地。
听上去有点“末日科幻”，但提取种子的事已发生过。叙利亚内战导致国际干旱地区农业研究中心（ICARDA）在阿勒颇附近的种子库无法正常运作。该机构随后于2015年、2017年和2019年三次从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提取此前存入的备份种子，并在黎巴嫩、摩洛哥等地繁育扩增，以恢复研究与育种工作。
2008年建成以来，种子库的样本数量已超越120万份，理论最大容量为450万份。不过即便有一天“客满”，挪威政府也承诺会再建新库房，而且继续为全世界免费保管。人类担心未来会挨饿，于是在北极的冻土里给自己留了一间“粮仓”，这一幕放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里都毫不违和。
回到镇上，我又路过这里仅有的一片墓地，这是上世纪矿工们的埋骨处。因为冻土不利于分解，早年下葬的尸体后来被发现几乎“原样保留”。于是，斯瓦尔巴政府干脆规定：这里不许再埋人。加上当地医疗条件有限，斯瓦尔巴的居民一旦怀孕、罹患重病或年老体弱，都会被要求离开这里，去另外的地方生育、治疗和生活。生、老、病、死、葬，在这个“北极特区”都是忌讳。
斯瓦尔巴约六成的陆地被冰川覆盖。到了这里，如果不看一眼冰川，总觉得像是错过了什么。酒店前台推荐我报一个“冰川游览团”，乘船去看一座名为“诺登斯基尔德”（Nordenskiöld）的冰川，傍晚六点出发，晚上十点返回，还包一顿晚餐。“中途会路过一个叫‘皮拉米登’的地方，那是苏联人留下的‘鬼城’，这个团不上岸参观，但远看也很震撼。”前台笑着说。
皮拉米登（Pyramiden）背靠一座金字塔形山峰，因此得名。这座小镇由瑞典人在1910年建立，1927年卖给苏联。二战后，苏联国有公司“北极煤炭”（Arktikugol）持续加大投入。于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这里迅速热闹起来。上千名矿工及其家属住进新盖的宿舍，学校、电影院、体育馆一应俱全。皮拉米登也因此被冠以“世界最北的社会主义样板城”名号。
一切又要从那份《斯瓦尔巴条约》说起。条约规定缔约国公民和公司在这里享有平等的定居、捕鱼、狩猎、采矿和从事商业、工业活动的权利。对雄心勃勃的苏联来说，可以在北约成员国家领土上，堂而皇之地维持几个模范城镇，每天升起红旗，奏响《牢不可破的联盟》，还有比这更着迷的事吗？于是20世纪20年代起，“北极煤炭”先后接手巴伦支堡（Barentsburg）、皮拉米登和格鲁曼特（Grumant）等矿区，用“企业办社会”模式，在斯瓦尔巴修起一座座“苏联小镇”，并从本土调来大批矿工。20世纪80年代，苏联居民在斯瓦尔巴的人口一度超过2500人，是当地挪威人的两倍多。
在斯瓦尔巴第二大城镇——拥有三百多人口的巴伦支堡，坐落着俄罗斯领事馆。它是全世界最北的外交机构，为镇上95%的居民签发护照和旅行证件——他们都是俄罗斯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更像一个户籍派出所。
游船在峡湾里行驶，岸边不时出现一些房屋。导游英格丽（Ingrid）一边拿着望远镜，一边向我们科普：“如果是单独的一间小木屋，多半是当年猎人的驻地；两三间挤在一起的，很可能是探险队的营地；要是成排的高层宿舍楼，那通常就是苏联人盖起来，又遗弃在这儿的。”
对“家里有矿”的苏联来说，在斯瓦尔巴挖煤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在北极地图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因此，皮拉米登等苏联小镇被安排得面面俱到：有室内游泳池、电影院、乐队，学校里不仅教俄语，还教乌克兰语和挪威语。矿工的孩子们冬天在操场堆雪人，夏天踢球。有人后来回忆，自己在皮拉米登的生活条件，比在苏联本土不少地方都好。这里的蔬菜和肉由船从苏联本土运来，教育和医疗则由“北极煤炭”负责兜底。
但问题在于，所有这一切几乎都靠“输血”维持。斯瓦尔巴的煤炭并不算优质，开采成本极高，赚来的钱远远填不上修路、建房、供暖、补贴机票和船票的窟窿。一直到苏联解体，这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亏本买卖才被迫收场。格鲁曼特和皮拉米登先后停产、撤人。而一度拥有2000名居民的巴伦支堡，如今只剩下三百多人，靠采煤与旅游勉强支撑。
游船抵近皮拉米登时，英格丽指着岸上的楼房给我们讲解：这里有“世界最北的列宁雕像”，雕像背对峡湾，面朝整座小镇，身后是成排苏式宿舍楼，前面是一条已经荒废的大道。“皮拉米登招待所现在又重新营业了，不少游客愿意来‘打卡’苏联遗迹，在这座鬼城里住上一晚。俄罗斯人也靠旅游赚了一些钱，不然他们早就彻底撤走了。”
她绘声绘色给我们描绘皮拉米登“一日游”的路线：游客从朗伊尔城坐船过来，先在岸边的“安全屋”集中，再由俄罗斯导游带队参观：列宁广场、学校、体育馆、电影院，最后是酒吧和纪念品店。“酒吧里供应俄式啤酒和伏特加，菜单上有红菜汤和俄式饺子。纪念品架一边是写着‘巴伦支堡’的冰箱贴，另一边是标着‘斯瓦尔巴’的套娃。满足你对苏联式社会制度的一切想象。”
也许是为了弥补我们这一船游客不能上岸的遗憾，船上晚餐格外丰富：每人一份用保温杯装着的匈牙利式土豆炖牛肉（goulash），全麦面包和黄油管够。几口热汤下肚，冻得发抖的我重新有了力气，走出温暖的船舱，再看一眼这个渐行渐远的小镇。它曾经在冷战地理政治学的大棋盘上扮演重要角色，如今却被打包成“工业遗产”售卖给游客。
俄乌冲突爆发后，“北极特区”又被新的紧张氛围笼罩。2023年5月9日，巴伦支堡举行了一场被挪威媒体和官员形容为“带有军事色彩”的胜利日：俄罗斯总领事的黑色越野车开在队伍最前面，后面跟着五十多辆卡车、拖拉机和雪地摩托，一架俄制米-8（Mi-8）直升机贴着峡湾上空掠过，不少人挥舞着俄罗斯国旗。在地缘冲突的高压线之下，这样的画面，让挪威政府警惕。
《斯瓦尔巴条约》依然有效，纸面上的“门户开放”也没有被撕毁。但挪威政府这些年一直在用“挤牙膏”和“切香肠”的方式，悄悄扩大自己在这个“特区”的实际控制权。
第一，是入口。按条约规定，斯瓦尔巴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条约缔约国公民免签开放，但如今往返朗伊尔城的定期客运航班都要从挪威本土的奥斯陆和特罗姆瑟起降。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想来这里的人，除非自己包船或包机，否则就必须先申请挪威签证、途经挪威本土才能抵达斯瓦尔巴。这样一来，挪威事实上掌握了绝大多数外国人进出这片群岛的“闸门”。
第二，是土地。不差钱的挪威政府近年来陆续收购了不少群岛上的土地，如今斯瓦尔巴群岛约99.5%面积的土地归挪威国家所有。其他几个国家如果想在这里开矿、搞科研、修建基础设施，都绕不开挪威政府。如果奥斯陆“不高兴”，可完全用市场手段“说不”：你可以来捕鱼、采煤、搞科研，但我可以不租地。于是，在法律条文和地理政治学之间，斯瓦尔巴不断被重新解释、重新划线年，在《斯瓦尔巴条约》生效满一百年之际，挪威政府在朗伊尔城举行纪念活动，王储哈康和首相斯特勒出席升旗和公众庆祝仪式，强调斯瓦尔巴作为挪威王国一部分的象征意义，而对于条约中那句“对缔约国公民和公司一律开放”的条款，则丝毫未提及。未来，这块高度特殊，却又高度脆弱的“北极特区”，是否还能从始至终保持开放姿态，恐怕要打上一个问号。
在斯瓦尔巴，最难忽略的画面不是冰川，而是北极熊。纪念品店里，到处都是熊：木雕熊、毛绒熊、熊形冰箱贴。公交站牌上画着熊，镇口的警示牌上还是熊。就连毛皮店里，北极熊皮也永远摆在最显眼的C位，旁边标着“请勿触摸”和让绝大多数游客望而却步的六位数价格。
在斯瓦尔巴博物馆的一面墙上，挂满了20世纪上半叶的黑白照片：雪地上，一头巨大的北极熊侧躺着，旁边站着几个穿着厚皮袄的男人。说明文字写道：“自从人类开始在斯瓦尔巴定期活动起，北极熊狩猎就拉开了序幕。直到1973年全面禁猎之前，平均每年有数百头北极熊被猎杀。在上世纪20年代，年猎获量最高时逼近900头。”
北极熊“浑身都是宝”，熊皮、熊油、熊掌价格堪比“白色黄金”。因此几百年来，挪威、荷兰、瑞典、俄罗斯猎人轮番涌入斯瓦尔巴，搭起猎屋，布下钢夹、套索和步枪，用北极熊的命换来自己的财富和荣耀。那些带着几十张熊皮离开的猎人，被冠以“猎熊英雄”之名，由报纸和杂志竞相报道。如今，后人站在博物馆里，看着祖辈手持猎枪、脚踩北极熊尸体的照片，神情复杂。
如果任由这种猎杀持续下去，不光南极没有熊，北极也会变成“无熊之地”。1973年，挪威签署了《保护北极熊及其栖息地协定》，在斯瓦尔巴全面禁止猎熊。此后只有在“生命受到直接威胁”的前提下，当地居民和游客才被允许“自卫性开枪”，并且不得保留熊皮和熊头，必须上交政府。
在我离开朗伊尔城前一天，朋友文文匆匆赶来。她即将和十几位“长枪短炮”的摄影“老法师”一起，登上一艘小型极地游轮，用9天时间绕岛一圈，去“寻找北极熊”。单说价格，10万元人民币只覆盖了她在挪威境内的食宿和交通。
我们都没想到会在遥远的北极见面。码头边的小咖啡馆里，我们点了蛋糕和咖啡。她嚼着蛋糕的甜，畅想着马上就要来临的“野奢旅程”；我抿着咖啡的苦，说着言不由衷的祝福，脑海里冒出一句在朋友圈常见的鸡汤——“你辛苦到达的终点，只是别人的起点。”
文文并非富豪，只是被天上掉下的馅饼砸中了。她辞职环球旅行，正在挪威西部从从容容爬布道石（Pulpit Rock），突然在一个旅行爱好者微信群里看到消息：一位土豪报了斯瓦尔巴北极摄影团，临时有急事来不了，团费不退，决定在群里“免费送名额”，唯一条件是第二天下午必须赶到朗伊尔城上船。整个群里只有她赶得上，于是她匆匆忙忙下山，辗转赶到了斯瓦尔巴。
如果没那么多钱，也没被“馅饼”砸到，想在这里看到北极熊就需要一点运气了。朗伊尔城的各家旅行社在墙上贴满了徒步、坐船“观熊”的广告：花上一两千块钱，就能跟着向导深入荒野和冰海边缘“寻熊”。当然，钱花少了，遇到熊的概率也会降低。我报了一个在朗伊尔城附近徒步半天的团，看到了北极狐、北极驯鹿、海豹等各种动物——偏偏没有北极熊。向导说，在过去一个月里，他带团只遇见过一次熊。而文文呢，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北极熊都看疲了！”
为了最好能够降低人熊冲突，挪威于2025年收紧了规定：在斯瓦尔巴群岛上，任何人看到北极熊，都必须与其保持至少300米的距离；每年3月至6月北极熊带幼崽的季节，这个距离要拉大到500米。一经发现熊靠得太近，人必须主动后退。对摄影爱好者来说，这恐怕不是个好消息。
在机场候机时，我买了一罐“斯瓦尔巴冰川水”，把它塞进背包。直到今天，这罐已经过期的冰川水仍然静静地躺在冰箱里，提醒着：我还没有在斯瓦尔巴见过日夜交替和北极熊。
